1966年8月，地点设在北京，中央的政治局和书记处举行了一系列党的生活会。会议中，原本围绕工作的讨论逐渐演变为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。在不断升级的批判声中，贺龙选择了沉默，未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。有人询问他的沉默原因，他简洁地回答：“我上不了纲。”这句话虽然简明，但意义重大。所谓“上纲”意指将具体的问题提升到政治斗争和路线的层面。贺龙并非不理解会议的气氛，而是出于对自身判断的不同意愿，不想将其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。

多年来，贺龙与邓小平之间有着深厚的合作经历，两人的关系并非仅局限于会议上的点头之交，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、地方建设及国家体育事业中的具体事务建立起来的情谊。1949年10月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，贺龙担任第三书记，邓小平担任第一书记，刘伯承则任第二书记。同时，西南军区也在同一时间成立，贺龙作为司令员，邓小平则是政治委员。在这种配合中，二人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。

在解放西南的战斗中，贺龙指挥部队从北方南下，同时邓小平的部队从东面逼近。在成都战役即将结束时，邓小平专门指示第二野战军不要急于进入成都，而是将这一任务交给贺龙指挥的第十八兵团。成都的攻坚力量主要来自二野的第三和第五兵团，而第十八兵团则主要负责北线的牵制任务。在邓小平眼中，战役的胜利不仅仅看最后的城池由谁攻下，更加注重部队之间的协同。而重庆已由二野控制，成都则应交给与之共同作战的友军。

这一命令传达到前线时，指挥员如杨勇、杜义德并没有争功，迅速将部队撤出成都。这一决策表面上看来只关系进城的先后顺序，实则反映了邓小平处理军事关系的方式：既强调战果，又顾及整体大局。贺龙得知后，对于邓小平的信任倍感珍视。

两人间的默契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。1950年10月，刘伯承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准备军事学院的事宜，西南局的许多工作由贺龙和邓小平共同承担。贺龙一家住在邓小平家楼下，孩子们经常玩耍，家与工作之间的往来增进了两人的理解与配合。

有一次，少数民族访问团在重庆，邓小平、刘伯承和贺龙共设盛宴。年轻的同志轮流敬酒，刘伯承和邓小平都畅快地喝下。轮到贺龙时，邓小平发现他身体不好，便接过酒杯说：“贺龙同志不能多喝，这杯我替他喝。”说罢一饮而尽。这一小插曲很能体现邓小平细致入微的关心，他严谨果断，但也十分关心同事的健康；而贺龙虽作风豪爽，却珍视这种低调的关怀。在西南的工作中，他们也共同关注体育。1951年在北京举行全国篮球排球赛时，西南代表队成绩不佳。比赛尚未结束，邓小平与贺龙便联络，要求加强训练，随后成立了西南体育分会，并在重庆建立了西南体工队，为专业的体育力量提供了稳定的组织。

1952年，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，在筹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时，他想到贺龙在西南期间的体育工作经历，认为贺龙担任此职更为合适。当贺龙接到任务电话时，他首先询问：“毛主席的意见呢？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表示：“中央叫我干，我就干。”不久后，他到达北京担任国家体委主任。

由于共同经历过战争和建设，贺龙对邓小平的为人并不陌生。当1966年的会议批判愈演愈烈时，贺龙对此深有体会，很难将一个长期合作、熟悉其实际工作的人简单归结为会议材料上的某种“问题”。毛泽东曾问贺龙：“老总，你发言了没有？”贺龙回答没有。毛泽东又问他为何不发言，贺龙挺直腰杆，回答道：“报告主席，我上不了纲噢！”这段对话后来广为传颂，其意义在于，贺龙拒绝将复杂的事实强行包装成日益升高的政治判断。

尽管贺龙在会议上并未改变会议的走向，但他清晰表明了立场。此后，他在这场政治动荡中遭受了严重冲击，最终在1975年6月9日于北京去世。1982年10月，中共中央制定《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》，对他的革命经历和重要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。